文章引用自十三行以外-孫德鴻在這裡對人生狂吠!

我對許多規模過大的宗教或慈善團體都有意見,加上執業過程中所聽過或經歷過的不愉快經驗,常會用「惡有惡霸,善有善霸,不是不霸,還不夠大」來揶揄他們,只是這樣的揶揄顯然不適合用在聖嚴師父所帶領的法鼓山志業。



我與法鼓山的接觸始於中華佛研所的全區規劃,時間約為1998年,當時中華佛研所的建築物大多已經開始興建,該委託雖然名之為「全區規劃」,卻是某種形式的「搶救設計」,由於早期規劃時以山坡地開發以及建築物設計為主,對於人行環境以及景觀品質並未講究,所以才會有此「後作型」全區規劃的需求。



而第一次見到聖嚴師父,就是在該案的設計會議上,由於有過不少與宗教界人士的接觸經驗,對於這種由方丈主持的設計會議期待不大,他們通常心不在焉、不太準時,有時還會在會議中突然離席接待其他貴賓或是接受信眾的遙拜,沒想到聖嚴師父非常準時、非常專心,也非常進入狀況,對於我們所提出的許多道路斷面也非常了解,甚至還能提醒我們一些設計時不應忽略的事情,與預期的完全不同,也開始了我與法鼓山的長期接觸,只可惜2000年結案之後,我就鮮少見到師父,一直到2005年設計大溪齋明寺的增建工程後,才有比較多的機會再次接觸師父。



大溪齋明寺的性質較為特殊,與法鼓山的其他分院相比,我常戲稱齋明寺是「加盟店」,然而聖嚴師父對於這個在2000年加入法鼓山系統的分院並無二心,甚至還拖著病驅親自參加了多次設計會議,整個過程當中,讓我印象最深刻的,要算是屋頂形式的「討論」了。該案的配置定案得很快,幾乎是第一次簡報之後雛型就已決定,之後的修改大多只是規模以及功能的調整,而聖嚴師父對於整體設計也很滿意,除了我們一開始設計的單斜式屋頂之外,因為根據他對中國建築的了解,屋頂斜面數量的多寡,決定的了建築物的重要性,這點不無道理,因為屋頂坡面越多施工就越複雜,如果不是重要的建築物,似乎不需這樣做,反推回來,在齋明寺採用單斜式屋頂,會不會導致一種「齋明寺比較不重要」的錯誤印象?其實當初我採用單斜式屋頂的出發點,只是為了讓增建部份的另一側可以面對視野廣闊的溪谷,對於聖嚴師父的「微弱」擔憂,本來不以為意,但是隨著設計的進展,我們確實發現一些單斜式屋頂的缺點,包含西曬問題、造價問題,以及與齋明寺古蹟硬山屋頂的協調問題等,所以在某次設計會議時,我們主動把屋頂改為兩披水式的斜屋頂,當時只能依靠小麥克風跟我們對談的聖嚴師父微笑不語,最後只簡單的說了:「這樣也很好。」



法華鐘的設計過程也很有趣,一開始的四柱型鐘樓雖然很快就獲得聖嚴師父的首肯,然而就在圖說完成至一個段落時,師父突然要求連撞鐘木的上方都要有屋頂,這下子打亂整個步調,讓我頗有微詞,等到落成啟用那天,我才發現六柱鐘樓的感覺還真不錯,至少跟一般鐘樓不太一樣,尤其從法鼓山高點側視屋頂時,會發覺這樣的量體感比較不單薄,我不願意揣測師父是否腦中已經繪好3D圖,所以早已預見側面的單薄問題,更不願意瞎起鬨,說著「師父是對的!」那種鬧劇般的電影對白,然而經過許多次的直接接觸之後,我確實相信有某種智慧是可以超越專業的鴻溝,那種對於人情世事的洞察與體悟,的確可以直接表達出某種創意與正確性,不論世人如何歌功頌德或是阿諛奉承。



事實上,我認為師父帶領下的法鼓山志業,確實已經樹立了某種道德標準,不只是在關懷世人方面,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相信接觸過宗教團體建設案的建築師當中,必定有不少人在請領設計監造費的時候,遭遇到「不樂之捐」的要求,這時大多數人都不會拒絕,即便不太情願,至少也會咬著牙配合一下,然而這樣的情況在法鼓山未曾發生過,在接觸法鼓山的十幾年歲月當中,我始終被尊重與善待,始終被當作一個負責任的專業者,即便有過不少的執行爭議,動機始終單純而嚴肅,也許是耳背,在這麼龐大的叢林建設當中,我竟然未曾聽過任何任何風言風雨。



如今哲人已逝,雖然只剩背影,但是典範不遠,那種輕如鴻毛重如泰山的存在感,只會越來越鮮明。

-孫德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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